篳路藍縷啟山林 不負風光不負卿

“殷殷報國志，拳拳赤子心”，正是科技部原秘書長、原國務院參事、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第七、第八屆理事長石定寰用40年身體力行、鞠躬盡瘁所詮釋的情懷與信仰。從投身科技進步到心系能源轉型，石定寰以嚴謹的態(tài)度和創(chuàng)新的精神擔當著時代賦予的使命，臨近耄耋之年，他仍然日夜兼程，奔波在能源考察調研的第一線。

時值新中國成立70周年，石定寰所鐘情的可再生能源也在能源革命的旗幟下日漸迎來“平價上網”的曙光，四十載艱辛求索，一個個項目的調研和指導，一次次政策的研究與謀劃，在14,400多個日子里，他用辛勤汗水中書寫了“不負風光不負卿”的壯麗歲月?？梢哉f石定寰的從業(yè)履歷，記錄著我國新能源發(fā)展初期“篳路藍縷以啟山林”的“創(chuàng)業(yè)史”。

新能源的“十六字方針”

成長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的年代，石定寰開始接觸能源時，滿足短缺的能源供應是行業(yè)面臨的主要矛盾。1961年，他考入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，1967年畢業(yè)后，經過5年的農村基層鍛煉，于1973年進入清華大學核能技術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。他告訴記者“，在全球可再生能源領域，很多專家都是從核電轉向新能源的，這種轉變也代表了時代的變化。”1980年5月，石定寰從工作了8年之久的清華大學核能技術研究所借調到原國家科委二局能源處，參與能源政策研究，從此正式與可再生能源結緣。

彼時，國家科委意識到在能源領域制定國家戰(zhàn)略的重要性，開始組織專家做研究，石定寰參與了整個研究過程，研究的結果形成了中國首部能源政策大綱。1981年，國家科委又向中央提交了中國能源問題的十三條建議，據石定寰回憶，“當時小平同志看到后，認為這個建議很有見地，并明確指出能源是國民經濟的基礎。”

至此，石定寰所參與的能源研究日益深入和細化，“1983年，我們提出了新能源發(fā)展的‘十六字方針’——‘因地制宜、多能互補、綜合利用、講求效益’，現(xiàn)在看來，‘十六字方針’仍然是我們堅持的方向。”根據石定寰介紹，我國新能源最初的發(fā)展與農村密不可分，彼時，國家科委等多個部委組織過一次農村能源調查，“那次調查后，我們開始解決農村的用能問題，一方面要提高農村柴灶的效率，另一方面要引入沼氣等新能源，讓農村也享受到商品能源的供應，改善農民生活，促進農村發(fā)展。”

事實上，農村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可以追溯到改革開放前，“在新中國成立之初，小水電和沼氣都有長足的發(fā)展。”石定寰告訴記者，早在1958年，毛澤東主席就在安徽農村對沼氣項目進行了視察;而小水電也在改革開放前就有了較多的開發(fā)，到1994年，鑒于中國小水電發(fā)展經驗與技術的成熟，聯(lián)合國與中國政府合作，在杭州成立了小水電中心。

眾所周知，新能源的發(fā)展離不開科技的進步，長年從事科技工作的石定寰對此更是深有感觸。記者了解到，進入原國家科委后，石定寰曾長期參與推動我國高科技發(fā)展的“火炬計劃”的編制過程;1984年，他在工業(yè)科技司負責能源、交通和工業(yè)領域的科技管理工作;2001年，他擔任了科技部秘書長和黨組成員。

由于原國家科委和后來的科技部并非專門的行業(yè)管理部門，涉及產業(yè)較多，這些履歷給了石定寰廣泛接觸各個領域的機會，使他對多個領域宏觀的發(fā)展趨勢、方向及對科技工作的需求有所了解，能夠從系統(tǒng)和全局的角度觀察、思考，從而在參與能源規(guī)劃和政策研究中，對未來的形勢和需要解決的重大科技問題作出正確的判斷。

石定寰告訴記者，在“六五”期間，科技攻關就被納入國家計劃，而新能源的研究開發(fā)也獲得了一筆經費。當時，國家科委組織全國的專家對太陽能、風能的發(fā)展進行了論證，根據論證的結果，由于資金有限，新能源的發(fā)展要以“小型”為主，“風能是從幾十瓦的微型風機做起，太陽能則是從集熱器開始發(fā)展。此外，在光熱、光伏、生物質、潮汐能和地熱能領域，也都提出了一些發(fā)展任務。”

“改革開放初期，在國家資金很少的情況下，我們艱難地把可再生能源納入到國家能源政策的范疇。”石定寰表示，當時可再生能源被認為“遠有前景、近有實效”，“近有實效”主要在于解決農村的能源問題，比如太陽灶和沼氣，“遠有前景”則是指未來能用得上，“但是何時能迎來發(fā)展機遇、有多大發(fā)展規(guī)模，在當時都是未知數。”

在“對外開放”中成長

1982年，在美國密西西比州諾克斯維爾的世界博覽會上，來自中國的太陽熱水器、太陽灶、太陽能航標燈、太陽能電圍欄、沼氣吸引了眾多目光。石定寰回憶，此次博覽會是以“能源”為主題的。由于經歷了2次石油危機，能源問題一度成為美國以及全球關注的焦點，新能源的發(fā)展也引起重視，而當時中國參展的一艘小型太陽能龍舟博得滿堂彩。在石定寰看來，使用太陽能做動力，標志著能源發(fā)展過程中一個重大的轉變。

巧合的是，在那次博覽會前，世界首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大會在肯尼亞的內羅畢召開，中國也派代表團出席，并簽署了《內羅畢宣言》。從那時起，可再生能源、新能源就進入了全球的視野，與此同時，中國新能源領域的國際合作也密集地展開。

“那時候我們主要跟德國合作，在雙方的科技合作協(xié)定中，確定了三個能源合作項目，其中一個是在北京大興義和莊建立的中德合作的新能源示范村，”石定寰介紹，“那是中國第一次建立國際化新能源示范村，引進了德國的光伏、光熱、太陽能集熱器、風力發(fā)電等眾多技術，發(fā)揮了很好的示范作用。”

從80年代起，中歐合作不斷深入，貫穿了我國可再生能源發(fā)展的整個起步階段。1988年，經過諸多專家的實地考察，根據資源稟賦和經濟發(fā)展制定合作計劃后，中歐合作的“大陳島互補能源系統(tǒng)項目”之一——元寶山風力發(fā)電站開工。石定寰告訴記者，通過該項目的建設，我國開始引進歐洲的大型風機技術并開啟國產化進程，直到新世紀初，國產風機才開始逐漸取代國外產品，逐漸占據國內的市場。

此外，作為“七五攻關”重要領域的多晶硅，在起步階段也得益于技術的引進。石定寰回憶說，“我們當時引入了意大利的技術，同時在云南和浙江寧波分兩條線，分別生產原料和多晶硅電池，最終帶動了中國多晶硅的發(fā)展。”

石定寰表示，從新中國成立70年，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發(fā)展經驗看，中國可再生能源的成長很大程度得益于對外開放和國際合作?；谶@一判斷，他始終在推動新能源領域的國際合作，時至今日，他仍然頻繁奔波于國內外能源合作項目。2011年，由于在“促進與傳播國際新能源科技交流與合作”上做出的卓越貢獻，石定寰獲得“劍橋世界杰出華人榜能源科技領域杰出華人”稱號。

在石定寰看來，我國可再生能源在國際合作中獲益，既包括項目的合作與技術的引進，也包括政策的借鑒。他表示，我國開始醞釀 《可再生能源法》的時候，已經有多年對外合作的基礎，所以在制定的過程中，借鑒了國外諸多相關的法律和政策，成為可再生能源領域長期對外合作的成果之一。

歷史進入“新的征程”

2005年，《可再生能源法》正式通過，標志著我國可再生能源發(fā)展進入新的紀元。石定寰認為，“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，使得新能源的發(fā)展建立在法律基礎上，在這個基礎上，我國又制定了補貼、上網電價、全額收購等政策，逐步形成了規(guī)范化的發(fā)展。”

石定寰進一步表示，《可再生能源法》確定后，依靠創(chuàng)新驅動戰(zhàn)略和國家政策不斷完善，我國可再生能源進入了新的發(fā)展時期。記者了解到，這一點在光伏領域表現(xiàn)得最為明顯，自2007年以來，在創(chuàng)新和政策的驅動下，我國光伏發(fā)電的度電成本在10年間下降超過90%，成為引領全球的“領跑者”。

世紀之初，我國光伏制造業(yè)的發(fā)展主要是滿足國際市場的需求。石定寰坦言，通過“走出去”，中國光伏的國際競爭力得到了提升，但與此同時，也造成了光伏行業(yè)發(fā)展初期的“兩頭在外”：2007年，我國光伏產業(yè)90%以上的原材料和市場都依賴國外，“從那時候起，改變這兩個90%，成了我們努力的方向。”

“2011年，國外開始‘雙反’，對我國光伏業(yè)影響很大。”石定寰介紹，面對外界的重重困難，中國光伏企業(yè)堅持研發(fā)和創(chuàng)新，不斷降本增效。同時，國家能源局相關文件、政策也在這一領域頻發(fā)，光伏行業(yè)在大風大浪中不斷取得突破，總裝機量和每年新增裝機量均達到世界第一。

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，一邊留下歲月的痕跡，一邊推動著時代的變遷。當前，隨著風電和光伏領域平價時代的開啟，我國可再生能源迎來又一個全新的發(fā)展階段，而電力體制改革的推進，則讓可再生能源與智能電網的結合成為重要的變革方向。石定寰告訴記者，目前，國家電網公司在戰(zhàn)略發(fā)展方向上發(fā)生了很大改變，提出建設“三型兩網”，逐步轉向綜合能源服務。他表示，“對于可再生能源，電網改革的進一步深化，將釋放出更多的發(fā)展機遇。”

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，作為我國可再生能源領域40年發(fā)展的親歷者和推動者，石定寰在面對記者采訪時，表現(xiàn)出一如既往的謙和與低調，對于自己的貢獻始終輕描淡寫，談及可再生能源行業(yè)的成就與突破，則信心滿滿，“如何做好可再生能源和傳統(tǒng)能源之間的結構調整是當下可再生能源產業(yè)面臨的最大挑戰(zhàn)之一，”石定寰表示，“在全球氣候變暖的大背景下，發(fā)展可再生能源勢在必行。”